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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年0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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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廟底溝遺址是怎么被發現的?

    侯俊杰
    來源: 發布日期:2023-08-22   打印

      廟底溝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期發展到最高水平的一種史前文化,它的發現和命名是因為首次發現于三門峽的廟底溝遺址得名的。在廟底溝遺址發現者和發掘主持人安志敏先生的《安志敏日記》(以下簡稱《日記》)中,記錄了廟底溝遺址發現和發掘的詳細過程。

      一、60多年前的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關于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的決議》。

      為配合三門峽黃河水庫的規劃和建設工程,當時的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了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以下簡稱“工作隊”),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副所長夏鼐出任隊長。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員最多、調查發掘面積最大的考古隊,工作成果也異常豐富。工作隊分“全面普查—重點復查—重點發掘”三步展開工作。

      以三門峽庫區為例,整體工作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55年10月—1955年12月,對整個庫區進行普遍調查。

      第二階段:1956年上半年,對普查中發現的重要遺址點進行復查、鉆探和試掘。

      第三階段:1956年下半年—1959年,在河南陜縣(今陜州區)、靈寶,陜西華陰、華縣,山西芮城、平陸等縣展開重點發掘,同時還配合三門峽市區和鐵路建設進行發掘。

      在三門峽庫區普查時,隊部設在洛陽,由夏鼐親自坐鎮指揮。1956年春復查時,隊部設在西安,由安志敏領導。三門峽庫區普查時共派出10個調查組(每組4—6人),調查地點基本覆蓋了水庫淹沒區,后又增1組負責陜縣新城區(即今三門峽市區)基建工程的鉆探。

      工作隊的主要工作目標有4個:一是為黃河水庫規劃工作提供決策依據;二是對水庫淹沒區的重點遺址進行考古工作;三是培養人才,“把黃河水庫規劃中的考古工作作為培養考古干部的最實際的學校”(夏鼐的建議);四是希望能在配合基建工程的同時,重點解決一些學術問題。

      二、發現廟底溝遺址

      1953年11月11日下午4時,安志敏等河南調查隊一行從洛陽來到陜縣,第二天就開始了調查工作。他們在陜縣的調查范圍可分為三河一區:沿黃河南岸向東、青龍澗河和蒼龍澗河兩岸向東、陜縣新城區。從11月11日開始,到12月1日結束,共調查了20天。在三門峽地區共發現各個時期的遺址點48處,其中仰韶文化遺址28處、龍山文化遺址8處、商代遺址3處、西周遺址2處、東周遺址7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主要有廟底溝和三里橋,在三門峽峽谷的鬼門島、張公島和七里鋪也發現有仰韶和龍山時期的遺跡。商周時期遺址主要有七里鋪遺址、虢國墓地和李家窯遺址等。秦漢及以后時期的遺址主要有三門峽漕運遺址、劉家渠漢代—宋金時期墓葬、后川的秦漢墓葬等。

      廟底溝遺址的發現是在11月29日,安志敏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寫道:“今日沿鱗發河(即青龍澗河)南岸調查,在陜縣車站東面至郭寺(氏)院(源)頭河谷已發現一長達兩里之仰韶文化遺址,鐵道路溝兩壁皆露有灰層及灰坑,編號HS40”。由于當時調查時寫下的日記是即時記錄,其中的地名難免有誤。且時至今日,地名和地貌也發生了變化。我們把安志敏寫的《日記》與安志敏后來主持撰寫的《廟底溝與三里橋》考古報告對比:“廟底溝位于青龍澗河南岸、陜縣車站的東邊。在一塊比較平坦的黃土塬上,被兩條南北向的深溝所切斷。西邊的俗稱廟底溝,深約40多米;東邊的俗稱此龍溝,深亦40多米。北邊瀕臨著青龍澗,因受河水侵蝕,形成高約40米的峭壁,而隴海鐵路在澗河岸的附近東西穿過。在東西兩條溝旁斷崖以及隴海鐵路路溝兩側,均暴露著灰層和灰坑的痕跡”。由此可知,安志敏在這一天《日記》中記錄發現的就是廟底溝遺址。當時的陜縣火車站就在縣城的南關,原隴海鐵路就是從青龍澗河南岸的廟底溝遺址北部穿過。日記中所記錄的“一長達兩里之仰韶文化遺址”,與現在的廟底溝遺址北部650米的長度也基本相符。

      三、廟底溝遺址的發掘命名了兩種考古學文化

      1956年8月23日,《日記》寫道:“午前與俞偉超同志(已故著名考古學家、曾任國家博物館館長)去廟底溝勘察,農作物生長甚盛。即使如此豐富的遺址也不易看到遺物與灰層,且關于建筑工棚的地點,唯有后土廟(現小學)前尚有殘余的夯土墻似可利用,附近亦較平坦而距村甚近,為一較理想的地點,其他地點很難尋覓。”9月20日,考古隊進駐廟底溝。這天的《日記》寫道:“我和同志們共44人今日由西安到郭寺(氏)院(源)頭后即行安置,除女同志住瓦房以外,其他同志皆住窯洞,余亦分得一小窯洞,可住一人,甚為靜寂,在田野工作中有如此條件甚屬不易。”9月28日的《日記》寫道:“午后在廟底溝遺址東端開始放線布方”。自此,對廟底溝遺址的發掘正式開始。

      廟底溝遺址的發掘分為兩次進行:第一次為1956年9月30日至12月6日,第二次為1957年3月26日至7月25日。兩次共發掘280個探方,總面積達4480平方米。參加第一次發掘的除雇傭的當地民工外,共有工作人員75人;第二次有工作人員26人,他們都來自全國各地各文博單位和部分大專院校?梢哉f,參加廟底溝遺址兩次發掘的人員之多、成分之復雜,是以往考古工作中少見的。組織如此龐大的考古隊伍,既保證了考古工作的如期完成,又為建國初期各地培養了一批考古人才。兩次發掘共發現仰韶文化灰坑168個、房子2座、龍山文化灰坑26個、房子1座、窯址1座、墓葬156座。出土的主要器物有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時期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裝飾器、牙器等,其中以仰韶文化中期的彩陶數量多、紋飾復雜、器形典型為主要特征。這些特點,不僅明確了廟底溝遺址仰韶文化的基本性質,也為當時社會性質、生產發展等提供了有力的證據。按照考古學命名的慣例,將其命名為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或廟底溝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發掘發現的晚于廟底溝文化的一些遺存,具有不同于仰韶文化的明顯特征。正如《廟底溝與三里橋》中所說:“以廟底溝為代表的龍山文化遺存,確有它自己的特征。而代表著一定的發展階段,很像是從仰韶到龍山的一種過渡階段。在分布上也相當廣泛,因此我們暫稱它為廟底溝二期文化。從地層上它晚于仰韶文化。同時在文化性質上又比‘河南龍山文化’具有若干原始性質,很可能‘河南龍山文化’是從廟底溝第二期文化中所發展出來的。”

      按照一般的考古實踐,對一個遺址的發掘,會根據該遺址的文化性質命名或確定為某一種文化。而廟底溝遺址的發掘除了命名屬于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或廟底溝文化以外,還命名了“廟底溝二期文化”,這也是廟底溝遺址發掘的又一個載入考古史冊的重要成果。


    ( 編輯:tl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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